中国教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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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崇任教授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的专访，就北大元培学院如何协同育人，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和实践。
许崇任教授（左）接受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右)专访
元培的优势是：让学生走得更远、领域更宽
陈志文：
您曾任元培学院院长，当年北大成立元培学院，初衷是什么？
许崇任：元培学院其实是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的设想。在北大元培学院成立之前的准备时期，很多教授就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建国后大学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我们没有培养出所想象的那么多大师来，这是很容易被提到的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延伸，大家对教育的讨论逐渐深入。北大当时还开过全校教授的研讨会，包括提出了叫做“元培学院”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想法，是考虑用通识教育来实现更理想的人才培养。
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大家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在当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的领衔下，2001年成立了元培计划实验班。每个院系都会有一两个元培学院的导师，我当时是元培学院生物学的导师。我从第一届参加，一直到2016年退休时离开。
陈志文：
您当时参与的想法或者目的是什么？
许崇任：其实问题还是要从北大开展的关于教育的培养模式的反思开始，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从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学苏联的高等学校的培养模式，专业越分越细。当时处于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尚不发达，我们急需专业化的人才，组建了大量专科性、单科性学校，有效地、大批地培养人才，培养资源消耗得少，但是学生的知识面就很会窄，所以就不太适合后来的发展。国外通识教育英国实行得很早，他们是典型的通识教育，因为学生一进校就进到一个所谓的学院，香港的大学叫书院，但实际上性质都一样。
元培学院是招生进校以后，不分专业，前两年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选课。比如学生有一个大概的想法，要学理工类，但是到底是学物理还是学数学、化学，他不确定，这样的话，在导师的指导下，就会很好地把课程调配得适当。导师可以根据知识结构和长远发展，给学生更专业、更宽泛、更匹配的建议，适应学生所感兴趣的几个学院基本的入学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及早把知识框架搭起来。这是和书院通识教育相匹配的，国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元培学院实际上是想在某些程度上在中国复制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我觉得元培学院基本是成功的，因为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现在还在北大存在，而且基本上是最好的一批学生第一志愿选择元培学院，当然这个好是指的高考分数好，就说明家长和学生以及社会对元培学院的理念都还是认可的。
现在很多学校包括很多知名的学校也都在采用元培学院的基本做法，做得更早的是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他们基本的观点是培养尖子学生，所以相当于是对入校学生进行二次选拔。北大元培学院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到了元培学院以后，不管你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高考成绩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你都有选择同样专业的权利，这样就给学生将来的发展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而且学生第一次选择专业，要求是在二年级毕业之前选择，也就是说在基础课学完之后再选择专业。即使你选了很多理科课程后，你说我选经济了，也可以。文科的学生你选理科了也可以，但是你要把理科的基础课补上，不能高等数学都不学就选物理，那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学生就有了非常高涨的学习情绪，有了积极向上的追求，我觉得和别的学院的学生相比较，元培的学生更活跃，更有集体主义的精神。
许崇任教授
陈志文：
元培的模式最后是要和各个院系再结合？
许崇任：因为当时北大并不是所有教授都有着同样的想法。所以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入校就确定专业，专业才对学生将来的发展有利，而且能够走得更远。因为教师个人的经历不同，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是不完全一致的。一部分人认为热门专业会影响他们的选择方向，会引起专业过度集中在某几个学院，有一些学院可能就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学院的发展受影响，这是从不分专业教师的角度考虑。但是实际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有一些事先多虑的事情，实际发生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
比如，当时古生物专业由于招生和就业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再招生了，但是也有学生喜欢，她要选古生物专业，所以我们就为她一个人设置了课程，然后根据现在古生物学的发展，又给她重新组织了课程。这个学生数理化的基础选的是比较适当的，生物学包括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她也修了。因为以前的古生物根本没有这些课程，古生物、地质学这些课程她也修了。所以，这样一种复合型的，有这样好的基础的人才，当然以后在社会上发展就会不一样。媒体特别注意到这个事情，于是专门发了 “一个人的专业”这样的报道，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有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就是清华附中有一个学生对生物非常感兴趣，她一定要比较，清华的生命科学专业和北大的生命科学专业，到底选哪个合适。她来跟我谈了两次，超过5个小时。她问得非常详细，后来这个学生选择了元培。因为当时你选择任何一所大学的生物学专业，也只能从进入生物学这样一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开始学习。而去元培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你可以数理化学得很多、很深，然后再回来学生物，你还可以去学经济，然后再学生物专业，这在元培都是允许的。我对当时认真选择北大生物或清华生物的那个考生说，如果你要一入校就选择生物，不管是选北大还是选清华，我都能预估到你几年后，甚至10年后大概率的发展状况，不会出大的差错。但是你如果按元培的培养模式来接受本科的高等教育的话，那你将来能够发展到多远、发展到什么程度，我预测不了，因为起点是不一样的。她听了我这个话，就坚定地选了元培。当然她现在发展得很好。
陈志文：
您讲了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介绍您对元培学院的认知，为我们介绍了元培的优势，就是给学生打下厚实的基础，但它的发展，还可以根据现实或者工作的各种需要，随时迁移或调整方向。那能从您的角度再总结一下元培模式的优势或者特点是什么？
许崇任：元培模式是一个能够激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自主能动性，而不是由老师被动安排教学计划为他制定的课程。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普通院系的学生，更像一支部队，受到同样的训练，走得非常整齐，很一致，但是差异性很小。可是元培是鼓励每个人受的教育都不完全一样，每个人走的快慢速度也不一样，但将来就可能有人走得更远更高，或者是领域更宽。
其实这个更像生物学，比如说一个人或者一个生物，如果遗传背景非常一致，他的变异就很少，产生突变的可能性就小。为什么太空育种？也就是为了增加突变的可能性。所以元培就像是遗传背景更复杂的一支队伍，或者是一个遗传资源更丰富的类群，总有一批能适应将来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极端环境，并能适应无情的淘汰，并发展壮大，而不是“一不行全体不行”。
陈志文：我觉得不只是适应，根据现实工作还是其他的需要，他可以知识上迁移或者技能上迁移，学习基础能力会比较强。
许崇任：是这样的。其实我说的他适应的是生物学上有特定意义的名词，适应就是环境改变以后，大批的物种就灭绝了，只有突变里面才有可能出现能生存的后代。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所在的俄文楼
生涯可以规划，人生不能规划
陈志文：
元培的同学大多数都是更偏基础学科？
许崇任：是的，应该说在他们选课的时候更偏重基础学科，正像在现在的教育中提到的“强基计划”。生命科学学科的学生也是这样的。
陈志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高调强调基础学科选拔的培养。你觉得元培的模式，从你这些年的经验，你觉得能给大家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呢？
许崇任：现在很多高校，特别是一些“双一流”建设学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时候，已经在考虑要培养将来能够有创新思想的学生。在教育上还能做什么，能做的就是跟元培的这种思想大概一致，措施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逻辑方式一样。
要在大学阶段，使他对学习感兴趣，更多接触不同学科的课程，以他的能力线为标准，而不是制定一个最低标准。实际上大多数的学校往往制定的都是这个专业的最低标准，而元培不给你制定最低标准，你去寻找自己的最高标准，这个最高标准不是我们制定的，而是根据你自己的能力去选，大概的差别就在这里。
陈志文：
现在全国高校都开始重视基础学科的选拔培养，在你看来，最大的价值意义就是如元培贡献的，就是学校给你无限的可能，给你提供一个平台？
许崇任：是的，但是现在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如一二十年前。
陈志文：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
许崇任：问题是多方面的。就客观上说，现在的学习的条件和获得知识的手段、方法，要比以前多得多。网络上你可以查到任何可学习的课程，甚至可以听到国外老师的课程，这是一个技术水平的上升。另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大家往往都把自己归结于“我是95%的那一批”，只有个别人才去追求拔尖。所以对于培养拔尖人才，老师和别人是没法让学生拔尖，学生要自己去摸索，凡是拔苗助长的，最后都难得成才，就好像很多办的少年班，我觉得并不是最好的。我始终觉得元培是一种有效的培养方式，而且是经过了上百年的国内外的学校实践所形成的。
现在国内做得还不够的，是由于客观条件不能满足，像英国剑桥和牛津两个学校他们的书院式培养模式，是院长、导师都和学生住在一个学院里，生活上他们经常见到，所以老师和学生的接触非常多，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陈志文：全方位育人与教学相长。
许崇任：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很融洽。中国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现在越来越不如以前，有时说紧张也不过分，本科生好一点，研究生更厉害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影响中国所谓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些具体的方面。
陈志文：但是这也是国情文化的不一样，区别很大，我们有很多很难克服的，比如说教师和学生住在一起的问题。
许崇任：比如说我们北大的学生，刚刚恢复高考后最初的那些年，和老师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后来的越来越淡漠。虽然现在学习条件更好了，有些思想就是不一样的。
陈志文：
那您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学生那还是出在老师那，还是两边都有？
许崇任：都有，甚至是出在社会上。当然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陈志文：
您刚才特别说到，现在孩子的学习动力是不强的，不像我们过去求知欲很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许崇任：现在开始流行一个很时髦的词，叫做职业规划，按照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学生就对选择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史哲这些学科，都无所谓了，就按照人生规划，比如说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考公务员，然后应该什么时候升科长，什么时候达到处长，做到司长为止，很多这种规划。不少人都认为这个是家庭养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但其实这非常糟糕。这样的学生，去按照这种规划去实施，没有自己追求的兴趣，他所做的在我看来都不是人才培养该做的事情。所以自从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很多学生，包括很多家长都变了。
陈志文：我想起钱理群老师说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应该修正一下，叫“精致的算计主义者”，或者“计算主义者”。
许崇任：机会主义者。
陈志文：计算主义者，他永远在追求路径或者效率的最大化。
许崇任：这个其实对国家来说不是最大化的。
陈志文：他算的是个人。
许崇任：个人也未必是最大化。
陈志文：对，我经常说生涯可以规划，人生可以规划吗？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规划。很多孩子们，比如说考到多少分就能上什么样的小学，考到什么分能上什么样的中学，能上什么样的大学，这可以算计，但是一旦面临社会，进入社会，就没有可算计了，没有任何一个路径可以告诉你，你可以达到什么。
许崇任：所以这几个字指导了相当一部分的学生发展和家长的期望。
陈志文：换句话叫功利化。
许崇任：是功利化，确实很容易把学生引到这条路上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荒唐的。
陈志文：
还有什么原因呢？这种学习动力不足，或者说想当那5%拔尖的人的动力不足。
许崇任：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他原来在当初的中学是多么的拔尖，他认为在某个方面，他非常有前景、非常有天赋，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可能就马上有很大的落差了，因为全班的同学都非常棒，甚至更优秀。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有差异化的培养，没有一个最低要求，每个人都制定自己不同的目标。虽然大家是一样的起点，但是制定不一样发展的最高目标，这样就不容易受到打击了。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要允许有天分的学生 有特殊的选拔通道
陈志文：
其实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其中的自然科学都是早慧学科，物理、数学特别突出和明显。您对现在基础教育的一些做法是怎么判断的？现在很多地方一刀切。
许崇任：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是有看法的，像原来这个东西直接反映在招生上面，原来的招生是全通过高考录取，高考恢复以后最初那几届都纯粹是看分数，能不能选到优秀的学生？没有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样选择是公平的、合理的，每个学校选的都是他所在学校水平相当的位置。
后来就是越来越希望培养拔尖人才，学校也愿意这么做，社会也有强烈要求。客观上跟国际上接触也多了，各种竞赛，数理化、生物和信息科学也都出现了竞赛。这些参加竞赛的学生在一些方面非常有天分，得了金牌、银牌，就开始有保送生了，加分了。招生标准多样化衡量，有利于发现拔尖人材。
原来中国的大学，特别是所谓好大学，如果能够考上北大他一定会来，考上清华他一定会去。那个时候出国的学生，很多是高考考不上的学生，或者是高考成绩上不了好学校的学生。现在是反过来的，很多高分的学生不在国内上大学了，早早就被国外吸引走了，真正高分上大学的，也不一定是真正拔尖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在选拔学生的时候，是完全按照分数来选拔的，因为当时这些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计算机拔尖的，参加竞赛得金牌的学生，未必高考都是高分。
陈志文：因为高考考的是十项全能。
许崇任：对。现在的问题是高考的难度近些年降低了。我曾经在北京做过十几年的招生工作，十几年前，北大如果在北京招200个理科生，最后一名大概同分的概率是两三个人，现在就可能是几十个人，题目区分度明显差了。
陈志文：
高考区分度的降低，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许崇任：出题。
陈志文：讨好式考试。
许崇任：对。
陈志文：让人民都有分数的获得感。您刚才讲我们高考在选拔上失效，或者说他的选拔功能降低。
许崇任：选拔学生的方式单一，简单。
陈志文：
从您的角度，如果让您选拔拔尖人才，您会认为哪种方式更理想？
许崇任：我觉得，大家要追求公平，但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
陈志文：对。
许崇任：实际上，要么是形式上的公平，要么是实质上的公平。形式上的公平就是高考，但是高考的结果可能不完全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种公平会出现偏差。那实质上的公平，就要克服一大批的反对者，如果认为每个学生上大学的机会都一样，每个学生上北大的机会也应该都一样，这个是做不到的，不是说上不了北大、清华将来就不是好学生，不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绝大多数的“双一流”学校正在建设高水平大学，但是需要时间。比如说美国常青藤的学校有十几所，大家都公认上哪一所都很好。但中国就一定要上北大、清华两个。
陈志文：这是社会决定的。
许崇任：这是应该要改变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要双向来做。其实实质公平也就是要允许在某些方面有天分或早慧的学生有特殊的录取渠道。
陈志文：有特殊的渠道。
许崇任：对。比如说现在的五大学科竞赛，每年一共250个人可以有保送资格，平均一个学科全国只有50个人保送，非常少了。
陈志文：
所以除了高考之外，您认为要多开辟其他渠道培养人才，竞赛是一种，还有什么？
许崇任：还有比如说现在的强基计划，以五大学科作为一个主要的出发点。
陈志文：破格是五大学科。
许崇任：是，然后强基计划就可以拓展到在其他的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国际竞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开始组织有非五大学科的国际竞赛了，越来越多，其实咱们的学生当时出去参赛，中国这五大学科国际竞赛表现优秀的学生，国外大学是抢的，抢咱们的学生，咱们不要自废武功。
陈志文：对，我赞同。那返回来讲，除了高考之外，有多种渠道，那么我们如何去保障它的公平、公正，自主招生实际上是因为公平的瑕疵就停了。
许崇任：实际上自主招生是一个很有效的选拔考生的方式，能够弥补只靠竞赛选拔学生的短板。应该在强基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之成为选拔优秀学生的另一个有效支撑。
北京大学
北大华东院：走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陈志文：
最后一个问题，您现在还担了一个身份，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一直喊的几个口号之一，就是教学和产业本身的结合，那么产学研结合，您怎么理解？或者您有哪些更好的经验？
许崇任：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清华北大两校时提出的“双创”，在这之后，北大和江苏签了一个框架协议，就是江苏省的几个发达的县市和北大积极的联系，来打通所谓的产业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江苏启东市政府听说后就来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谈在启东市建立产业研究院，把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孵化在那里真正落地。所以在2016年，生命科学学院和启东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协议，双方就围绕着大学的研究成果，实验室的实验成果怎么能够转化成最后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进行了讨论。
我们和启东市政府签的协议内容包括，启东市政府拿出一笔资金作为创新基金给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们每年有两次申请机会，即已经申请了专利，或者将要申请专利的成果的可以申请这个创新基金，通过一个国际化的评审委员会评估，通过评估的项目就资助，资助的强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当。
我们在北大附近建了一个离岸的孵化器，不用到启东去孵化，在北京就可以做。第一期的协议签五年，这五年不少项目在北京做孵化，成果到启东去落地、中试优化、形成商品。今年是第二期的第二年，现在当地的项目和北大的项目加起来大概有三十多个，有二十多个已经注册了公司，北大校友的公司在启东孵化落地的有八个，去年的产值已经达到5千万左右。
陈志文：
作为一名教授、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做这些工作，你有什么触动或者感受？
许崇任：其实这个事情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这么做，大学在一个远离大学的地方建一个产业研究院，而是一些大的公司会主动到学校里面去寻找可以合作的专利和技术，然后他们有一套办法来很快地转化。但就目前中国国情来看，这的确是真正实现“走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只要你有成果，就支持你的孵化经费，我们接手中试，优化程序，优化流程等，然后就落地产业化。
陈志文：对。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实际做得很好，他们给各个学校支持，目的是提高当地的产业升级。
许崇任：对，因为产业升级，必须得依靠技术。
陈志文：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讲，这次面临的挑战和以前培养学生是不一样的，坦率讲，面临当地人员的压力。
许崇任：我原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很多校友不是没有做过的。我们衡量一个教授的标准往往学术水平是占第一位的，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校友是在产业工作的。如果说把改革开放40多年分成几个阶段看，每十年一个阶段，前十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学生是去大学研究所工作。之后，做学术的人逐渐下降，现在我们做产业及相关部门的学生比例是最大的。香港科创板第一年上市，就有八个我们生命科学校友企业上市。所以现在我们在启东主要依靠力量是校友，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张罗起来的，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桥梁，校友和母校之间的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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