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蔡渊迪因所带的《古代汉语》等三门课程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被学校要求就此问题作解释说明并提供整改方案。
满怀悲愤的蔡老师把学校的要求以及他的说明都挂在了网上，并公开质疑，“我当然可以降低考试难度，也可以按照既定的课时量减少学习的分量。那学生对于一门课的基本知识要求怎么办？当一个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面对考研试卷时，他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知识不过关，影响到升学率、就业率了，怎么办？”
即，可以降低考试要求，但我们如何保障质量？
是蔡老师水平低吗？显然不是，恰恰蔡老师的水平受到了同学们的肯定，也受到学校多次奖励表彰。是考试难了吗？蔡老师也断然否定。他举例说，考试题问《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分别是谁和谁？这道题的错误率在50%以上。
蔡老师在公开回应中悲愤地表示，很多人劝他不要太认真，但：“对于教学的‘认真’，不是我的主观意愿，是天性使然，不得不然”，也是原则：“士可杀不可辱”!
此事让我想起了西安科技大学“按闹给成绩”事件。
一门课考试，72个人中38个不及格，于是十几个同学联名举报课任秦老师，还有家长托关系威逼利诱，甚至还有学生以死相逼。最后学院安排补考，由其他老师命题、阅卷，不幸的是，还有一个同学考了56分，最后相关负责人竟然手写说明认为可以酌情改为60分，还要求秦老师按此登分，最后秦老师忍无可忍，把此事捅给媒体。东窗事发，此事掀起轩然大波。
难道只有这两位老师，这两所学校遇到类似问题吗？肯定不是!
应该说，当下类似现象在地方高校并不鲜见，这两位老师无非是因为坚持原则，才揭开了一个盖子，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高等教育普及化后，有一些学生是缺乏足够学习能力的!
1999年的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狂飙模式”。
1998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量108万人，1999年就增长至160万人，一年增加52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990年到1998年仅增长48万人，也就是说，这一年增量就超过了90年代的总和。
2023年高校招生总量超过1042万人，和1998年相比，增长了约10倍，研究生招生则增长了约20倍。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跨过大众化，进入普及化，去年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
2021年高考的录取比例达到了93%。
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179万，几乎占到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0%。
从录取分数上看，惨不忍睹。高考满分750分的情况下，2021年本科(理科)最低线仅有280分(黑龙江)。广东是高考报名人数第二多的省份，2021年高考专科征集志愿，无论选物理，还是选历史，分数线仅有100分。考虑到后两门搞赋分制，如果我们合理扣除后两门实际的起评分(各40)，分数线的要求几乎可以忽略。想要考到低于这个专科征集志愿的分数线几乎不可能，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不足，甚至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大规模进入高校，这样就必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保障质量？尤其是如何让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也愿意学习，能毕业？
很多学校采取了驱赶式学习，即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比如要求学生必须坐在教室的前排，否则给处罚，核心还是防止上课开小差。东北有高校上午十一点前学生宿舍不开门，以防止学生回宿舍睡觉打游戏。很多学校都有辅导员与家长的群，以随时通报孩子挂科情况，避免被家长指责：你怎么不早说？
有很多专家批评说，“大学在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真不如当初的中学生，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些学校与老师甚至被迫只能在教学与考试上放水。
原因也很简单。一旦出现不及格或拿不到毕业证，万一哪个孩子因此寻死觅活，学校与老师吃不了兜着走，必引发无穷无尽的麻烦。学校是无限责任公司，老师就是那无限责任公司的职员，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但如果不严把质量关、出口关，280分是一个本科，680分还是一个本科，高等教育的质量如何捍卫？我们又有何理由抨击批评“出身歧视”？
如果我们无法做到让大量的学生毕不了业，不妨学习西方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的做法：荣誉毕业生制度。虽然多数都毕业了，但拿到的文凭的含金量是不同的。有普通的，也有不同等级的荣誉毕业生。既给了大家活路，也保护了质量，各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