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的排头兵 —中国教育在线-亚博安卓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重要结合点，是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的集中交汇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肩负着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要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加强对交叉学科群和科技攻关团队的支持，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这为我们做好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北京大学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自觉承担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原始创新的使命任务，围绕“四个面向”，坚持广泛自由的前沿探索，优化前瞻引领的交叉科研环境，发展战略目标驱动的有组织科研体系，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努力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的排头兵。

把握基础研究与“新工科”建设的关系

　　基础研究和“新工科”建设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工作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一方面，要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基础研究的科学内涵，一体推进不同类型、不同路径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工程科技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深入开展“新工科”建设。

　　1.基础研究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研究是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根本手段，是主导国际竞争格局的根本支撑，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202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龚旗煌教授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提出工作建议。

　　基础研究是北大的“四梁八柱”“金字招牌”。北大在新中国的基础研究事业中，发挥着旗帜性的作用。比如，北大化学系联合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于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和完整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标志着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重要一步，被誉为新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头号“代表作”。又如，20世纪70年代，北大计算机所王选教授带领团队从数学基础出发，在世界上首次提出采用“轮廓加参数”的方法来描述笔画特性，成功实现让“计算机接纳汉字”，使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彻底实现了“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

　　当前，基础研究的方法和范畴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主要形成了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和目标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三种类型。北大深刻把握基础研究的新趋势、新内涵、新路径，不断巩固、深化、提升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数十名北大人获未来科学奖、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

　　2.“新工科”建设

　　基础研究是构建科技事业大厦的基石，处在科研链条的起始端；而工科则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学科支撑，处在科研链条与产业链条的衔接处。

　　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新工科”。“新工科”的“新”，既包括从非工科的学科门类中孕育出来的工科新专业，也包括对传统工科的新改造，还包括学科交叉融合所形成的工程新应用。近年来，北大提出了“以理启工、以文冶工、以工促多”的理念，致力于打造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建设“新工科”的标杆。学校相继调整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院)、集成电路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子学院、智能学院等学院，把新燕园校区和南燕园校区作为北方基地和南方基地，推动“新工科”建设大步前进。

　　3.基础研究与“新工科”建设

　　需要注意的是，基础研究与“新工科”建设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常常用“0”和“1”的关系来形容科技创新。从“0”到“1”是以科学促工程的过程，通过基础研究的突破，从底层和源头带动工程技术的变革，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反过来，从“1”到“0”则是以工程促科学的过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中找到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目标，从而推动基础前沿科学的创新发展。可以说，“0”和“1”两方面的相互促进、深度耦合，既是新时代基础研究的最大特征，也是“新工科”建设的根本要求。

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三大特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建世界的创新创造版图，重塑全球的经济社会结构，重构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以往不同，这一轮科技革命更具颠覆性、突破性，是一场全链条、全周期、全方位、全要素的革命，具有全新的时代特征，呼唤着全新的发展范式。

　　1.学科交叉

　　当今时代，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早已超出单一学科的范畴，往往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伯顿·r·克拉克所说，“如果许多在操作层次上相互分离的群体富有意义地联结起来，形成更大的团体，那么在操作上他们就能实现更大的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目的”。

　　北大充分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门类齐全、学术自由活跃的综合性优势，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大力推动不同学科间的深度交叉融合，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提供土壤。学校于2006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近年来又布局成立了多个实体研究机构，着力打造小而精、体制活、资源聚、成长快的“学术特区”；成立了“临床医学 x”“碳中和核心技术”“数智化 ”等校级交叉平台，设置了数据科学与工程、整合生命科学、纳米科学与工程等一级交叉学科；通过集群聘任、项目组织等措施，引导和帮助科研人员开展跨学科、跨院系、跨学部的科研工作。

　　2.范式变革

　　从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看，科研问题正在从简单个性向复杂共性变化发展，科研范畴正在从局部静态向系统动态延伸拓展。由此，大数据和智能化正逐渐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后的新范式。

　　在这个“万物皆数、万物皆智”的时代，北大将“数智化 ”作为“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支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学科，促进不同学科和技术领域间资源的开放共享和整合利用，让数智化成为提升创新源头供给能力、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力量。学校成立了北大人工智能发展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由负责医学、理工科研、学科发展规划的校领导担任副主任，由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委员，以此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切实提升北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供给和应用开发能力。

　　3.开放创新

　　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全球化的发展也为科技合作与文明互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近年来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的浪潮也愈加汹涌。可以说，合作与竞争两个方面的矛盾不断深化、愈发尖锐，国际科技合作的格局正在深刻重塑。

　　北大深入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将2023年定为“国际战略年”。2023年，北大两次主办中美高校校长对话，围绕可持续发展议题，研讨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关合作。与莫斯科国立大学牵头共建中俄数学中心、中俄地球科学中心，设立北大-莫大数学挑战基金，大力推进中俄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深度参与“激光驱动多束流设施”“全球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生物医学成像”等重要领域的大科学设施、大科学计划，加强中法科技合作。在中国-东盟国家级合作框架下，建设中国-东盟公共卫生科技合作中心，构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卫生健康共同体。

用好科技创新的三条路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运用好高水平自由探索、高质量有组织科研、高效能科技成果转化等不同方式和路径，健全完善科技创新工作的体系和网络，充分发挥创新潜能。

　　1.聚焦颠覆性、非共识问题，深化高水平自由探索

　　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技革命，很多都来源于科研人员对未知的强烈好奇心和探索欲。自由探索式研究是最具有创造性的人类智力活动，也是不确定性最强的研究路径。这就要求科研人员具备坚定的科学理想、卓越的科学品位、深厚的专业积累、超强的创新潜质，以及甘于寂寞、长期坚守的奉献精神。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和试错空间，营造宽松、开放、包容性强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文化。

　　特别要注意的是，自由探索并不等于发表论文。发表论文固然是科研人员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但是，有的科研人员错误地把发表论文作为科研的终极目标，热衷于搞“纸面研究”“发表循环”，并没有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鉴赏力、科学定力的表现，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近年来，北大坚持并优化高水平自由探索这一看家本领，精准识才、精心育才、大胆用才，不断加大支持力度，鼓励科研人员坐住坐稳“冷板凳”、敢于善于“攀顶峰”，推动形成更多“能上书架”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

　　2.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高质量有组织科研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来，国家战略需求背后的科研问题复杂度越来越高、综合性越来越强、涉及面越来越广，单纯依靠科研人员“自由探索”“单打独斗”，已很难取得突破，必须依靠有组织的科研，才能突破瓶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高度重视有组织科研，通过有组织科研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回顾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历程，有组织科研更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近年来，北大继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坚持建大平台、组大团队、接大任务、出大成果“四位一体”，把科研人员凝聚成小团队，把小团队凝聚成大团队，促进各学科、各领域、各方面的科研力量“五指成拳”，积极参与新型举国体制创建，充分发挥团队优势、组织优势。

　　3.强化校企校地校医合作，推动高效能科技成果转化

　　科研工作绝不仅仅是“象牙塔”“藏书阁”里的学问，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要提高科学眼光、运用科学能力，从产业链的堵点、卡点、断点、痛点中发现、凝练、解决关键核心科学问题；另一方面，要提高经济眼光、掌握转化能力，推动科研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落地，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能。

　　近年来，北大引导科研人员牢牢树立一线思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努力开拓“市场出题、共同答题”的新模式，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的链条。学校与许多高科技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共建了多个联合研发平台；围绕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及社会民生需求，与地方政府共建异地科研机构，提升地方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北大“医学 x”的独特优势，围绕临床一线需求开展科研工作，为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科技之剑。

建设高水平创新人才高地

　　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汇聚人才的“蓄水池”和培养人才的“源头井”，是人才工作的主阵地。

　　1.坚持“引育并举”，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人才队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北大把2021年确定为“人才战略年”，出台了《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校战略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努力开创人才工作的新局面，实现“近者悦、远者来”。一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做好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强化师德师风建设。二是千方百计为国引才、为国聚才，坚持不懈争取到国际著名的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人工智能专家朱松纯、生物学家陈雪梅等领军人才来校工作。三是重点关注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人才，鼓励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近五年，北大引进了800多名优秀人才，其中90%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才。四是建设科研大团队，强化研究技术系列人员、专职研究人员和博士后队伍建设。

　　2.坚持不拘一格，深化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北大持续优化学科、学术、学业“三位一体”的育人格局，努力培养基础学科学生的科学家精神和创造性思维。学校落实“强基计划”，开展数学英才班、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等项目，牵头推进数学、物理学、基础医学、计算机等领域“101计划”，建设了19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在国内顶尖的高中建设博雅人才共育基地，实现大学与中学人才培养的有机衔接，对于志向高远、在基础学科领域有突出特长和发展潜力的优秀生源，通过单独途径进行招录，强化人才的早期发现、早期培养。统筹设计本研贯通的课程体系和学术训练体系，学校各类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实验平台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项目学生全面开放，鼓励本科生、研究生积极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探索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科研育人模式。

　　3.坚持产学研用一体，创新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

　　工程教育是北大“新工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组建了跨部门、跨院系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工作委员会，强化与校外单位的对接联络和对全校工程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整合全校的优势力量，推出了前沿工程博士专业学位项目，将其作为学校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点。积极参与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计划，与行业领军企业联合开展招生和培养。目前，已经建立了覆盖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生物与医药、资源与环境等5个领域的工程博士培养体系，为服务“数字经济”“制造强国”“健康中国”“碳中和碳达峰”等国家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工程科技人才支撑。

做好管理服务“加减法”，打造创新生态

　　深化科技管理服务工作改革，是释放创新潜能的关键。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技管理服务工作，要做到“抓大放小”，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1.强化政策引导

　　北大深入推进人才评价体系改革，树立突出创新价值、能力、贡献的风向标，针对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特点和要求，科学设置评价周期和评价指标，畅通各类人才的成长通道。强化学校层面对重点学科领域的规划布局和对重大科研方向的组织策划，不断健全完善资源配置和组织保障机制，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大项目、大平台、大任务集聚。

　　2.优化服务支撑

　　北大认真落实“放管服”改革，承接好科研管理自主权，赋予创新领军人才和团队负责人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出台和修订一系列科研项目及资金管理规章制度，让科研人员充分享受改革红利。通过建设信息系统、优化科研管理业务办理流程、强化科研财务助理队伍等方式，深入细致为科研人员做好服务，最大限度解放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3.涵养创新文化

　　北大充分发挥课堂、实验室的主阵地作用，不断加强学风研风建设，选树先进典型，用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教育年轻一代，把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原载2024年第12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